有“医师资格证”的就是合格医生，没有“医师资格”的就不是合格医生。这样看问题，不会有解。因为，两种情况都会举出反例。
不仅无解，而且会有误导的作用：比如，有了“医师资格证”的，会让自己、让别人以为其可以了，而其实却不可以。而没有“医师资格”的，也会让自己、让别人以为其不可以，而其实却是可以。
这种制度的实践效果已经说明了问题：围绕“医师资格”制度思考问题行不通。
合格医生会更多地出现在有“医师资格证”的还是没有“医师资格证”的人群当中，并不重要，只要有合格的医生就行。但，让人担心的是，将来会不会出现：无论在有 “医师资格证”的人群中，还是在没有“医师资格证”的人群中，都找过不到称职，让人满意的医生。围绕“医师资格”制度思考问题，因为它的行不通，而让问题的发展变成了一种危险。
试想，有“医师资格证”是称职医生必要条件吗？不是，因为没有“医师资格”的人群不仅有合格医生，而且还曾经出现了个“医圣张仲景”。有“医师资格证”是称职医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吗？也不是，因为事实告诉我们，不少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并不是称职的医生。
还有，有“医师资格证”的和没有“医师资格证”的，做整体比较，孰优孰劣？
虽然，这仍是围绕“医师资格”制度思考问题，虽然，对每次具体的医疗，具体医疗具体分析更有价值，但如果能够科学地进行一次这样的比较，搞搞这样的比较，也未必没有好处。
在今天的制度下，没有“医师资格证”似乎不行，但实践证明，只有今天这样的“医师资格”也不行，因为疗效才是硬道理，让人满意才是硬道理。有“医师资格证”而没有好的医疗水平，不能让人满意，说得再好，包装得再好，也没有用。如果“医师资格证”制度是必须的，也应该将其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
道理上是这样 ，现实的实践也是如此：
例如，2011年7月24日在中国发起设立“国际自我保健日”。这个“保健日”是为了面向公众普及“自我保健”、“负责任的自我药疗”的理念、知识和技能，教育公众正确认知、科学使用OTC药品（非处方药），增进公众健康。
自我保健，虽然和保健众人不一样 ，但也非同小可！在今天社会，给别人治病，不负责任的不少，但给自己治病，不负责任的却不多。从这个“保健日”的设立来看 ，人人都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而这样一个合格的医生却又不必有“医师资格证”。
药店里，那么多非处方药，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医学知识，怎么能正确使用那些非处方药呢？非处方药难道真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如果不是这样，买或吃非处方药，是不是也得有个“医师资格证”？否则，出了问题谁负责？买和吃非处方药的人难道不担心自己没有“医师资格”？
举这个例子 ，是想说明，“医师资格证”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非处方药，疗效确切，相对安全，没有“医师资格证”，但有常识，有经验，有周围人的帮助，大家也不那么担心；而处方药的风险较高，有“医师资格证”是不是就能保证安全了呢？实践证明，不能保证。真正保证治疗安全，单靠“医师资格证”也不行。
具体到中医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王国强曾经表示过，民间中医从业人员绝大多数具备一定的临床技能和经验，为基层百姓提供了必要的中医药服务，但现有医师资格考试难以评价其真实水平。中医药法根据民间中医从业人员主要是师承、家传等培养方式的实际，在充分考虑医疗安全风险的基础上，对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和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开辟了通过实践技能及效果考核即可获得中医医师资格的新途径。
所以，发展中医药，如果“中医医师资格制度”是必须的话，也应该让它成为鼓励中医药发展的一个制度，而不能成为中医药发展的一个障碍。如果保留这个制度，就应该在考试内容方面进行改革。比如，至少应该搞清楚，哪些内容是应该考核的，哪些是看上去应该考核，而实际上没有必要的。
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可以让整体医疗水平不断提高，让人民对医疗水平更加满意的制度。实践证明，目前的“医师资格”制度尚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如果“医师资格”制度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就应该寻找其他的路子。
“医师制度”行不通，总会有其他制度行得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一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