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则西事件四年了，时间真快。
资本吃人，手起刀落。
关于百度，连篇累牍不想多说，我当时比较关注的，是魏则西案件里的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
武警北京二院，军委体制内单位，但很早之前就被隶属莆田系的陈新贤、陈新喜兄弟的康新公司所控股，而陈新喜的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即是武警二院的所谓“细胞免疫技术”(DC-CIK疗法)的提供者。
军队经商，一段弯路，也是一阙黑史。
1.
回溯我军经商之史，这是一段不忍回首的往事，军队的纯洁性、纪律性几乎在某一时期被毁于一旦，“政治建军”的钢纪也一度被丢到角落中……
1985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主张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
因此，“军费紧张”逐渐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法委面临的突出问题，只是在“军队要忍耐”的大棒下，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
从1985年开始，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
1985年，整个军队才获得56亿美元拨款，当时我军430万人，三餐饭都保证不了，试问如何研发、更新装备?
那一年台湾省军队的军费是98亿美元，日本自卫队的军费更是达到240亿美元。日本媒体公开放言：“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
日本军阀半个世纪前用来侮辱蒋记国府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竟然在毛主席逝世后的80年代，重新投射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
整个“科学的春天”十年里，没有制造过哪怕1艘核潜艇;从1980年到21世纪初，近20年时间里仅建造了112、113、165、166和167等数艘，新舰建造服役速度的缓慢，致使大量老旧型号舰艇不得不超期服役，舰艇状态普遍不佳且失修严重。
当时我军军费主要得用于军职人员基本生活费，但实际情况非常寒酸，甚至中级军队干部4年才能发一双制式皮鞋。
那一时期，10号工程总投资仅40亿，落没落实不说，这还非611所一个单位花，而是10个分系统、上百家研制单位共用，摊到611所所剩无几，还要用以对外合作(法国、以色列)，致歼10险些夭折。
著名的设计师宋文骢，一度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这让中国解放军简直在那时成了国际军界的笑话。
2004年，“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接受《现代舰船》采访时，曾愤述：“20多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见《龙啸九天--中国核潜艇专家采访录》《现代舰船》2004年12月下半月)
80年代真的是很“穷”吗?
我们先看看“崩溃的十年”都给80年代留下了怎样的基础和遗产：
1966-1976这十年，国家投资超500亿元，原油产量年均增速18.6%，汽车制造厂逾200家，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复线的八千多公里)，铁路货运量十亿万吨，电子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3%，能源产量年均增速9.2%(到2007年全国石油产量1.87亿吨，29年时间仅比1978年增长79%，远低于1949至1978年增幅的866.08%)，既无内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留下5000亿斤粮 、500多万吨棉花，外汇120多亿美元。
到了80年代，钱都用到哪了?我就拿进口小汽车来说。
整个80年代，我国共进口汽车97.9万辆(含全套散件，下同)，约合150亿美元，尤其1984年以后，进口量大幅增加，仅1985年全年共进口小轿车35.4万辆(包含散件配件)，花费50亿美元。
商品经济纸醉金迷，军工拨款遥遥无期。
1983年初，上海市计委和国防工办向国家计委作了最后报告，请求立即恢复完成第三架运十飞机的总装研制工作，并表示“上海愿意承担一半的经费(约1100多万元)”，但报告无任何回复。
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为什么那么屈辱?暂不剖析事件本身，就再说说80年代时，我军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面貌”：
① 旅顺基地，陆上后勤供应的蔬菜，连根带泥，洗也不洗;
② 上海基地，东海舰队想在崇明岛建点，结果因为经费拮据被否决;
③ 舟山基地，有洞库泥沙回淤严重，不去修整，直接报废;潜艇支队官兵饮水问题无法解决;军民杂居，生活纠纷不断;
④ 广州基地，刘华清到上川岛时，按惯列全体应列队欢迎司令员视察，结果非但没有，且是东一群、西一群、不立正、不敬礼，吊儿郎当如老乡看大戏。刘华清当时并没有发火，因为他知道这背后是干部风气问题，归根结底是大环境问题;
⑤ 下川岛，部队吃菜成了大问题，一艇一灶，每天早晨要乘船去岸上买食品。春节时全支队也吃不上鱼，肉也罕见。刘华清在南海舰队会议上告诉后勤负责人：“你们的内心应当受到谴责”……由于不给拨经费，榆林港的航道里，该炸的礁不炸、该建的码头不建，舰艇拥挤，这谈何机动作战?
………
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是海军的冰山一角，而是80年代我军的冰山一角。
军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赐予了一种旁门左道式、以毒攻毒式的解决方法：允许经商。
2.
1985年4月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制定，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施行《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轰轰烈烈的军队经商拉开大幕。
军队经商之事，当时并非毫无阻力，比如以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为首的高级将领就极力反对。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张爱萍力陈军队经商之弊：“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dao，官dao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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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还补充道：“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这正是在魏则西事件期间（2016年3月），中央军委在大大的直接关切和领导下发布的军令。
其实在2015年11月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就已有放风。
那一年，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全面开展军队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摸底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先期清理摸底工作，重点查找擅自对外服务创收、扩大项目范围、乱支乱用收益等问题。
2015军改中的“停止军队进行有偿服务”的改革部分，标志着我军时隔近20年对革除“军队经商”这一贻害甚远的风气，祭出又一雷霆动作。
截至2018年6月30日，应停的10万个项目已全部按期停止。
停止军队经商，真正得以付诸现实。
跋.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
—— XXX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
军队经商，一段我军自绝于人民的历史，深刻停留在浩长的历史中。
在社会主义军队中，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两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让西方世界畏惧胆寒的人民军队，但也都在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即国际共运陷入空前低谷之后，走过一定程度与长度的弯路。
温史，是为警示后人，也为敦鞭我军：“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听党指挥，永远是铁律；毛泽东思想，永远是灵魂；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