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科学认识诺贝尔奖及其话语权之争 ——兼论我国亟须构建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自主科研激励体系
［摘 要］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科研激励体系，诺贝尔奖曾经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现已逐渐演变成美国霸权借以垄断世界科研奖励的价值导向权、规则制定权和最终评判权的重要工具。它在提升美国霸权形象、网罗世界人才、攫取他国财富、扳倒苏联、打压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软实力作用。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加快推进，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科学认识诺贝尔奖及其话语权之争，构建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自主科研激励体系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诺贝尔奖 意识形态 科研激励体系 话语权
诺贝尔奖宣称，其在评选过程中，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对世界贡献的大小。这是诺贝尔本人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的善良愿望，但事实证明，仅有善良的愿望只是一种空想，尤其是在非自然科学奖的诺贝尔奖项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整体衰落，诺贝尔奖被一些势力利用，已经成为美国霸权借以垄断世界科研奖励的价值导向权、规则制定权和最终评判权的重要工具;它在提升美国霸权形象、网罗世界人才、攫取他国财富、扳倒苏联、打压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软实力作用。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加快推进，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科学认识诺贝尔奖及其话语权之争，构建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自主科研激励体系已刻不容缓。
一、科学认识诺贝尔奖及其意识形态表现
诺贝尔奖创立115年来，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科技发展，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奖项上较为客观地评价过一些获奖者，但一些授奖原则只是适合诺贝尔时代的科技研究原则和西方个人主义的评选原则，如“授予个人而非集体”的评选原则，就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科研从规则源头上排除在外。因此，斯大林时代集体取得的成就不给颁奖，而在后斯大林时期颁给个人。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获奖，40年后却以个人名义获奖。诺贝尔奖在评选时，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现、创新的严重歧视违背了诺贝尔本人“评价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影响”的原意。
1.诺贝尔奖与美国
二战以来，崛起的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基本制度、教育以及综合国力等方面优越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美国本土科学家的成长和吸引外国人才提供了优越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因而获奖较多;但截至2015年，335人获奖，约占38%的超大比重与其科研实力远不匹配。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崛起，无论是在制度、教育、人口、科技还是综合国力方面都与美国形成重要竞争关系，诺贝尔奖的颁奖格局理应随之发生较大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仅获得一次文学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是连一次奖也未获得。
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立以来，以1974年的特·冯·哈耶克和1976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代。在此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尽管美国有52位(占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数的66.7%)获奖者，但并没能促使美国经济内生增长，而是长期陷入滞胀状态，且成倍拉大了国内的贫富差距，加重了对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掘开了全世界的经济鸿沟，造成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不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其塑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应对此次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负责。2011年，轰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曼昆被哈佛学生罢课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西方国家从英国到法国，从大学生到大学教授持续抗议和要求改革新自由经济学的呼声和行动从未间断过。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世人早已公认其为“政治奖”，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强力输出西方价值观，颠覆了利比亚、叙利亚等多国政权，造成了今日叙利亚难民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摧毁别国，在他国人民流泪流血流亡中获奖，这是诺贝尔奖的耻辱!26次获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在反讽着美国霸权。
概括起来，美国获得诺贝尔奖有四大特点。一是获奖最多，335人，占获奖人总数约38%的超大比重与科技发展严重不符。二是以52人占667%的超大比重获奖，用以塑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权威形象，输出和实施对外经济掠夺。三是美国获文学奖较少，共计获得10次，不到总数(112次)的9%，且1930年前的30年间美国没有获得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不但清晰显示了美国文学的落后，更反映了瑞典等北欧诸国当时对美国还未处于依附地位的斗争状况。四是二战后，特别是1976年，美国一国包揽了包括文学奖在内的全部诺贝尔奖，标志着诺贝尔奖从此日益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重要工具。
2.诺贝尔奖与苏联
诺贝尔文学奖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文学核弹作用。在英、美、法、日等13个资本主义国家联手扼杀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失败后，只好转而寄希望于和平演变，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落户苏联的。1933年，出身没落贵族、终生反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法籍苏联人蒲宁，凭《米佳的爱》一书获得了苏联首个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斯大林时期唯一一次获奖，从此，苏联不幸踏上了差不多每十年一次的获奖亡国之旅(除1940年代西方忙于二战没顾上)。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凭《日瓦戈医生》一书获奖，他在书中借用日瓦戈医生的悲剧人生，旨在说明“苏联十月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西方希望的所谓苏联文艺解冻在赫鲁晓夫的帮助下终于实现。西方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迅速调整策略，打造挫败苏联的文学核弹。1965年，诺贝尔奖把原定颁给苏联伤痕文学的集大成者——索尔仁尼琴的奖颁给了苏共中央委员、名著《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拥护当时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肖洛霍夫，对于思想已开始混乱的苏联人来说，这一招充满了迷惑性，在内外舆论的强力塑造下，诺贝尔奖的声誉在苏联如日中天，但仅仅5年之后，诺贝尔奖就颁给了苏联文学界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列宁斯大林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海洋上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称之为古拉格群岛，他以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的刑讯;荒谬绝伦的司法;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株连性逮捕，集体流放;超强度的死亡劳改和无端虐杀来控诉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所谓“专制和暴政”，赢得了西方舆论的一致好评。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隐秘布局和资助下，其作品在苏联大肆出版和流行。经过该书洗脑，一些苏联青年人眼里的列宁、斯大林已经不是值得崇拜的伟大英雄，反而几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历史的反动;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除了专制暴政就是人祸灾难。可以说，诺贝尔奖在苏联的持续核爆，加速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崩溃。1987年，美籍苏联诗人布罗斯基获得了苏联第五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隐晦地表达了对作者反体制立场的赞誉。4年后，一个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这大概就是诺贝尔奖的政治和政治的诺贝尔奖的最好见证吧!
概括起来，苏联获奖有五大特点。一是苏联16次获奖，斯大林时期只获得过一次，且是旨在瓦解苏联的文学奖。二是五次诺贝尔文学奖全部颁给反体制者。三是两次和平奖均颁给在苏联与美国对抗中主张单方面放弃使用武力的人(萨哈罗夫和戈尔巴乔夫)。四是八项自然科学奖全部是在斯大林时期取得的成就而在后斯大林时期获奖，且大部分是与美国学者分享的。五是唯一的经济学奖由适应西方开启经济学数理模型化需要的数学家康托罗维奇获得。
3.诺贝尔奖与中国
要警惕诺贝尔奖成为打压和颠覆中国的重要工具。正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样，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论是在科技、教育还是在综合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一次青睐。除了美籍华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和英籍华裔高锟等8人获得自然科学奖和法籍华人高行健获得文学奖外，中国真正的诺贝尔奖之旅是从民族分裂分子达赖获得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开始的。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毫不隐晦地说：“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人权和政治起了作用，”并坦陈“表彰达赖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另外，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入狱的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两次诺贝尔奖清楚地表明，诺贝尔奖在中国正在发挥着其在苏联已经展现的功能。
2000年法籍华人高行健因小说《灵山》获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理由是：“作者从各个角度切入，体现一个向灵山朝圣的心路历程，并藉此拨开中国文化的多样神秘面纱。”寥寥数语，刻画了一个精神臣服于西方的中国人向西方“普世价值”的灵山朝圣膜拜的形象。有着长期旅法经历，且应邀参与过戛纳电影节评选的我国女作家边芹，在《伸进文明心脏的手》一文中说：“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许多我们以为的‘国际奖’或‘某国奖’都是由国际征服集团操纵，以西方列强或国际社会的名义影响世界甚至发号施令，这才是今天世界被隐藏的现实。”而有些国人还在因获得这样的奖而沾沾自喜，无视西方正在通过国际评奖操纵、影响媒体舆论导向等种种手段，在潜移默化中颠覆社会主义文明，已然扳倒了苏联，正欲阉割“中国梦”，最终在精神、文化上殖民全世界的战略企图。
这次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掀起了中国舆论对诺贝尔奖的持续关注和赞美大潮。诺贝尔奖在中国被一些人、一些媒体成功地塑造成了“公平公正”的国际性权威大奖的形象，而很少有媒体提醒或揭示诺贝尔奖的意识形态性的另一面。作为青蒿素这项发明的主要科研力量——屠呦呦及其团队对世界的贡献有目共睹，理应受到中国科技界和世界科技界的重视与奖励，从这个意义上讲，屠呦呦获奖是实至名归，是世界科技界迟来的对毛泽东时代科技发展对世界贡献的一种补偿、一种正名。但也要看到屠呦呦获奖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如一些国内媒体评论所表现出来的：有力挑战和打压了目前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显示了诺贝尔奖的公正;同时避重就轻，以西医物质提取这一技术手段遮蔽了中医中药的内在耀眼的本质光芒，维护了西医的所谓权威性，垄断了专利权和收益权;等等。
概括起来，中国获奖有五大特点。一是获奖数量之少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发展极不相称。二是整个毛泽东时代没有获得过一次诺贝尔奖。三是两次和平奖均颁给了违背中国宪法、颠覆中国的分裂分子。四是文学奖颁给了或明或暗反体制的人。五是仅有的一次自然科学奖发给了个人，摒弃了中国科技发展的集体主义原则。
二、颠覆势力通过强力塑造诺贝尔奖话语权对我国进行舆论影响和误导
1.将诺贝尔奖塑造成垄断世界科研奖励最高价值导向权、标准制定权和成果评判权的工具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家科研奖励体系指引着国家的创造性方向，科研成果最高评判权交给诺贝尔奖，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会顺着诺贝尔奖指引的方向涌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有着五千年璀璨文明且正走在复兴路上，离伟大复兴只有一步之遥的中华民族而言，顺从诺贝尔奖标准可能导致文明的解体，苏联解体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国际资本和西方意识的支持和操控下，诺贝尔奖被塑造成利于资本统治世界的权威形象，由此潜移默化地演变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历史观，艺术观、审美观，垄断解释权、标准权、评判权、专利权直至资本收益权，引导科研人才的流向，往往不经意间致对手不战而败。达赖、刘晓波等人的获奖就是明证，包括中国科技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2.塑造诺贝尔奖情结，为诺贝尔奖造势
资本操控的世界媒体为塑造诺贝尔奖的权威形象可谓费尽心机。一方面，颁奖报道中每每以东方裁判者的面目出现，动辄表现出居高临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我们周围经常能够听到诸如，在某某领域中国何时能获诺奖，中国数千亿的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什么培养不出一个获奖者，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科学家获奖，我国某某科学家有可能冲击诺奖等，包括中国部分媒体在内的世界媒体为诺奖可谓造足了势。另一方面，颁奖报道又精心掩盖着诺贝尔奖的意识形态色彩，误导舆论。
3.以精心塑造的诺奖话语权和误导性舆论打压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
譬如，一些媒体无视诺贝尔奖被西方主导的事实，将所有问题集中到教育、科研体制等客观的原因，大肆提出“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些外籍华裔科学家获奖，一些中国媒体却挖空心思提出“获奖者为什么都是国民党时期接受教育”的舆论打压新中国;“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出不了一个诺奖”的舆论打压毛泽东时代;等等。在以诺贝尔奖作为评判世界科研成就的最高标准和衡量尺度的情况下，包括部分中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媒体充斥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专制出不了人才”，“新中国教育不行出不了人才”，“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阻碍科技发展”，“民国时期的教育最好，出大家”的舆论偏见和误导。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以“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并以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崔琦、高锟等外籍华裔诺奖者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都是民国时期“旧社会”教育，“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没有一人获奖加以佐证，极其露骨地揭示了这种舆论的源头和塑造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科技进步——以“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两弹一星”等为代表的重大独创性科研成果被完全无视;对我国在文学、和平领域灿若星河的众多大家和作出的巨大贡献也视而不见。
三、科学应对诺奖中国战略，加快构建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自主科研激励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诺贝尔文学奖在解体苏联中正是起到了“把思想搞乱了”的作用，对此，我们要增强辨别力，高度警惕并科学应对西方势力通过诺贝尔奖影响、演变、瓦解中国的战略。
1.以苏为鉴，清醒认识诺贝尔奖的意识形态属性，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评判，正确引导舆论，逐步降温和施行去诺贝尔奖化，切忌高层和官方为其背书
既然科研奖励权关乎大国兴衰，承载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那么诺贝尔奖标准就绝不应成为评判我国科研优劣的最高和最终标准。诺贝尔奖虽然是颁给个人的，实际也是颁给国家的，所以要从两个层面认识并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在国家层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按照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评判。要正确而有力地引导舆论，逐步降温和施行去诺贝尔奖化，万不可一味顺从，为诺贝尔奖造势，即使在诺贝尔奖表现出较客观的态度时，也要以苏为鉴，增强定力，始终坚持以我为准，为我所用，切忌高层和官方为其背书。在个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作为党的干部，不要去想博得社会各种人的喝彩，赢得海外各种舆论的好评，只要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坚持原则，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不但给我们提供了量事度人的一把标尺，而且为获奖者正确对待诺贝尔奖定下了标准。对于普通群众而言，要从达赖、刘晓波这些颠覆分子获奖中得到启示，增强辨别力，对自然科学奖也要多问一个为什么。从获奖者个人而言，要提高认识，正确面对和处理获奖事宜。获不获奖无法选择，凭什么获奖和获奖后的态度和行为可以选择，相信中国后来的获奖者能够有智慧正确面对这一奖项。
2.以屠呦呦获奖为契机，在反思的基础上切实改进我国科研激励体系，发挥更好更大作用
在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曾直言，青蒿素的发明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其中折射出的不少问题值得深思。面对嘲笑毛泽东时代的科研舆论，我们反倒要问，为什么毛泽东时代能够取得包括屠呦呦的青蒿素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科研成果，而今天我国学者在所谓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科学》、《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并不少，却出不了大成果?弱化集体主义、崇尚个人主义的科研导向、以在外刊上发表多少篇高影响因子的论文论英雄的评价标准，正是失去独立自主，顺从西方科研评价体系的具体表现，也是被西方标准误导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有在整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科研激励体系优点的基础上，借鉴改革开放前集体主义大协作的科研导向和注重科研应用性实效的评价标准，逐步创新完善并形成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大生产相适应的独立自主的科研导向和评价体系，才能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大发展。
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要多措并举，加快构建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自主科研激励体系，逐步改变科技激励话语权“敌强我弱”的态势，推动我国科研奖项功能的国际化，为推动世界科技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正确价值引导和充足智力支持
“诺贝尔奖奖金还不够买半个客厅”，屠呦呦的这句笑谈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诺贝尔奖的作用——花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奥巴马在解释为什么拒绝中国参与TPP时的重要理由，就是不想让中国参与制定规则。在这个价值观、规则权、评判权为王的时代，我们要用些心、花些钱打造推动我国科研奖励标准的世界化，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既立足国内，发现培养人才，创新科技，又可树立中国的世界性科研风向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世界科技发展、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和充足的智力支持。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