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arriet Fraad
译者：突变
译者注：本文写于2012年，但是作者已经明确意识到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左翼理论存在的重大缺陷：忽视美国工人阶级的遭遇。放在今天的背景下，这一缺陷体现在此次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当选后的一系列社会冲突。虽然作者意识到了左翼理论的缺陷，却没能从全球资本主义演变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言语之中，作者透露出的是对旧式美国梦的乌托邦幻想。不过作者讨论的现象的确反映了资本主义模式的深刻变化，因此翻译此文供大家阅读。原英文链接：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11887-living-alone-the-rise-of-capitalism-and-the-decline-of-families
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本文将回顾几本著作，这些著作都在阐释美国人在管理个人生活方式中的剧烈变化：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以及我们同这些人是何种关系。三本最近广受赞誉的著作记录了美国人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他们是《独行》(Going Solo，Klinenberg，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12);《外包的自我》(Outsourced Self，Hochschild，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12);《分崩离析》(Coming Apart，Murray，New York：Crown Forum-Random House，2012)。这三本书虽然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生活中的变化，但是都没能将这些变化同新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联系起来。而我将在本文中尝试做到这一点。
独行
《独行》记录了选择独居人群数量的快速增长。今日——自1880年人口普查数据存在后的第一次——超过半数的美国成年人是单身。单身同丁克夫妇现在是家庭类别中最常见的两种，其数量多于有孩子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ies)、多代同堂家庭(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以及多户家庭或教养院(roommate homes or group homes)。仅在曼哈顿，就有一百万生活在单人住所中的独居者。曼哈顿是欧美城市的一个缩影。这些独居者并不都是上年纪的丧偶人群。在有记载的美国历史中，未婚并独居的“适婚年龄”人群首次占到大多数——人口普查数据将“适婚年龄”定义为18到34岁。对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来说，这并不奇怪，但对老一代人，这无疑是一场巨变。
Klinenberg对这一发展表现出了热情。虽然没有特别关注，但是他提到了这一变化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影响差别极大。对收入位于前20%的人来说，独居是一个避难所。它可以帮专业人士短暂逃离繁重的工作压力。在美国，8小时工作制已经一去不返，人们需要拥有逃避雇主的机会。
手机和工作的多变性让人们必须随时待命。富有的“独居者”们可以和同僚工作到深夜，然后在回到住处之前，一起到酒吧或者餐厅，通过消费纾解压力。周末的自由时间，他们可以通过个人电脑娱乐自我，或者体验那些价格不菲，但丰富多彩的都市娱乐活动。年纪大一些的富有独居者，无论是否退休，还可以选择观看戏剧或外出赴宴。
电脑上的社交媒体是独居者在家中同外界保持联系的手段。简而言之，他们可以按照有利于自己赚钱的时间安排同外界保持联系。那些收入位于前10%到20%，年纪偏大且身体不够健康的独居者，还可以雇佣看护工，看护工可以陪伴他们，这样就可以参与社交和文化活动。根据自己的情况，他们可以选择同外界联系的程度。
但是对80%的年轻人——他们要么长时间工作，要么尝试长时间工作——结果大相径庭。他们没钱出去狂欢，甚至买不起电脑。年轻人只能搭帮结伙，在不安全的环境中闲逛，警察还会因此打搅他们。上年纪的贫穷独居者则会困于酒店的单间出租屋内。他们时常居住在贫困而危险的社区中，社区的安全程度不足以让他们在外边坐坐，或者去当地公园散步。他们买不起电脑，更付不起电脑课程的费用。公共图书馆电脑前有很长的队伍，更糟的是图书馆开放时间还在缩短。有80%的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也没有孩子、朋友或亲戚在身边。如果一位老年人属于这80%，他们只会感到孤独和绝望，直到死亡。这就是美国单身生活可怜但却被遗忘的一面。
为何结构性变化发生在今天？——《独行》没有触及的问题
老式家庭关系部分依赖于严格的性别角色区分。分隔的就业机会与此有密切联系。另一部分则因为缺乏可靠而安全的避孕措施和堕胎，导致妇女和儿童必须依靠男性赚取的工资。女性和少数族裔男性很难赚取一份家庭工资(指能供给整个家庭生活的工资)，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在一个为白人男性保留的稀缺劳动力市场中，完全就业提供了额外的金钱奖励。
20世纪70年代，这个模式开始发生变化。更先进的全球通信系统、电脑技术以及衰落的工会使公司外包工作成为可能。家庭内部的劳动逐渐演变成难以外包的社会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工资更低，且多由女性承包。与此同时，女性和少数族裔运动扩张了他们参与雇佣劳动的机会。资本家不再需要支付给白人男性曾经的高工资。在美国，白人男性被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劳动力以及更便宜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劳动力替代。
没有了家庭工资，白人男性无法负担供养一位全职太太——作为家庭佣人、性伴侣以及儿童保育员。供养家庭需要更多金钱，因此数百万白人女性，同她们的少数族裔姐妹一样，加入劳动力大军。一些人是被自我实现的愿望驱使，但大多数还是出于经济上的无奈。随着女性也转变为雇佣劳动，家庭内性别分工的经济基础开始崩塌。
同样开始与20世纪70年代的LGBTQ运动也对改变性别刻板印象有所贡献。LGBTQ关系有其自身特点。同异性恋关系相比，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在LGBTQ关系中并没有那么严格和具有限制性。
20世纪70年代之后，LGBTQ，女性主义和民权的意识形态弥漫于美国社会，并进入了美国家庭。女性提出获取更多的自治权和尊重。异性恋夫妇虽然已经共同承担工作的义务，但在家庭内部却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与之匹配的性别关系。家务劳动和育儿劳动依然不成比例的被女性承担。老式的异性恋关系现在已经不可持续，男性无法承担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女性也不可能同时从事家务劳动，育儿，并在外工作。女性解放运动帮助女性从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正是女性转变了自己的性别角色，并且开始拒绝婚姻。
男性却没有一场运动来帮助他们接受基于平等夫妻关系的新式亲密关系。传统的男性时常期望妻子扮演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但同时又可以在外工作。许多男性需求更多的情感劳动，来抚慰受伤的男性自尊，这种伤害来自于失去的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传统的统治型关系模式已经破裂，新式的共享型关系还不可及，这对在新经济中承受最大打击的蓝领异性恋男性影响最大。没有关于共享型关系的的统计数据，但的确有数据记录了男性选择退出共享家务和育儿劳动。如果双方在一段关系中无法相互理解，独居看起来是更好的选择。左翼运动宣传的各种共享型关系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平等，在家庭生活中也同样重要。与其双方在一段无法相互理解的关系中挣扎，还不如分开独居。
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例如年轻人找不到伴侣。美国社会正在变得越发孤立。Putnam就记述了当下美国社会令人难以置信的孤立状态。许多年轻人尝试在网上寻找伴侣，互联网既隐藏又暴露了那些渴望推销自己的人，许多人感到痛苦和不适。一方面是找寻伴侣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变化的性别期望带来的困惑和痛苦，在两者之间，许多人选择独居。
外包
Hochschild记述了另一个只有少数人经历的新现象。我称这部分人为“前20%的美国人”，只有他们可以负担起个人服务。Hochschild展示了个人服务的多样性，只要人们能负担得起。她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重新被填满的工作时间表和依赖于市场解决各种问题构成了这一现象兴起的背景。人们雇佣他人来组织孩子的生日宴会，依赖专业服务给婴儿起名。美国父母去位于印度的“婴儿农场”，雇佣代孕母亲携带自己的受精卵直到生产。
受过良好教育，有工作且工资颇高的夫妻在人生的竞技场中通过花钱来找寻替代品。他们转向“专业人员”来管理自己的个人义务——打理、装饰并清洁他们的房子，帮他们生孩子等——这种转变有一些没有被记录的负面影响。
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变化给另一部分人带来的影响，这些人的私人生活已经被繁重的工作毁掉，也无法承担将这些工作外包出去的成本。对他们来说，生活极其痛苦。这些人付不起清洁房子的费用，请不起厨师，也拿不出钱给孩子找寻合格的护理人员和课后辅导，他们的父母也无人照料。尽管80%的人在超时工作，但他们上年纪的父母和孩子正在遭受痛苦，缺乏帮助。Hochschild或明或暗的批判了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思想：金钱不仅可以取代，而且可以给个人时间提供更好的选择，以及涵盖生活方方面面数不尽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如何照顾孩子，怎样让孩子和父母共同策划生日宴会，孕期注意事项，甚至如何一起做一顿饭。
这本杰出的著作指出了未来关键性研究的方向。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基于亲密关系的个人关怀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知识。答案藏在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的情感劳动之中。Hochschild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创立了“情感劳动”领域。尽管Hochschild在这一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是情感劳动的给予者和接收者习得的技能和知识都没有被详细描述。这些曾是女性劳动的一部分，但从未被明确定义和赋予价值。绝大多数女性付出的劳动只能获取低廉的薪水，且这些劳动集中在服务员、接待员、秘书和护士等“粉领工作”——要求情感劳动的工作。
如果包含在情感劳动中的技能被正确计算和补偿，也许所有要求情感劳动的工作，包括母亲们的无偿劳动，都可以在我们的经济中获得报酬，而不是用更低的工资和减少的工作流动性来惩罚她们。
Hochschild的书隐含着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这种价值观忽略维持人们生命的基本工作，偏向直接能产生利润的活动。对利润的欲望产生了数不清的个人服务，卖给了那些不受财富约束的富人。同时，我必须指出，绝大多数美国人付不起这种服务的成本。低收入，但辛勤工作的父母和他们的家庭负担不起最基本的服务，这些服务本可以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资本的欲望和永不停歇的工业世界剥夺了美国人照顾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力。所有阶层的人都受到了剥夺，但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受苦最深。
分崩离析
Murray的著作《分崩离析》与Moynihan在1965年关于非裔美国人家庭的著名研究非常类似，该研究名为《黑人家庭：需要国家采取行动》(The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也常被称为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指责了非裔家庭的失灵和男性角色的缺失，这直接导致了恶劣的工作习惯以及各种不道德行为。同样，Murray指责了白人工人阶级家庭的分裂，以及相关的道德缺失，缺乏宗教信仰，懒惰和无纪律性。虽然这是一个社会群体性现象，但Murray没有思考其背后可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分崩离析》赢得了媒体和新闻界的赞誉，但它实际上把责任推到了美国资本主义受害者身上。在美国，仅仅作为黑人男性，就已经失去了获得家庭工资的资格，因此无法支撑起一个家庭，而现在白人工人阶级也失去了家庭工资。但是Murray和他的推崇者无视了这个事实。白人男性蓝领，同他们的少数族裔弟兄一样，经历着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以及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问题，也不得不面对无法支撑家庭带来的痛苦感受。
并不是蓝领工人忽然变得懒惰，而是美国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当时，大多数白人家庭由一个挣工资的男性和依赖家庭工资的妻子和孩子组成。Murray不赞成这种家庭模式。这种模式的成本是牺牲了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性同时赋予男性沉重的经济负担。性别角色在家庭中两极分化，阻碍了男性和女性获得充满尊重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平等权力下才可能发展。
发生了什么：一个总结
自20世纪70年代，电脑快速发展，可以完成很多有利于大公司的目标。电脑能够，也确实替代了数百万份工作。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电子扫描仪替代了零售业中盘货的工作。条形码淘汰了几百万个工作。先进的通信技术让资本家可以将工作外包给中国，孟加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当地微薄的薪水和令人恐惧的工作环境难有改善。
妥协的工会没有组织起抵抗外包的运动。美国中产阶级的繁荣是基于工资同利润的勾连。但资本家冻结了工资，不再需要为美国工人支付更多，特别是对白人男性工人。他们将工作外包，并在家庭中以低工资雇佣女性和少数族裔。
经济上的必要性将大多数美国女性推入劳动力市场，这反而增多了诸如准备食物，照顾孩子等活动的成本，这些支出取代了曾经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无偿劳动。美国无法享受假期、免费儿童保育、免费大学教育和医疗。这一切都成为家庭额外的成本。
停滞的工资使男性无法承受支撑一个家庭的成本。白人男性的霸权遭受重击，中产阶级大量消失。家庭工资模式也已经结束。新的平等模式出现在挽救家庭的意识形态和女性主义中，但从未占据统治地位。能够支撑平等关系的社会经济条件从未存在。广泛的免费儿童保育、免费医疗、产假、稳定的工作以及有保证的假期也未曾实现。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两极之间挣扎。
男性感受到轻视，他们愤怒，同时在情感上需求针对工作挫折的补偿。孩子们被忽视，生活困顿。孩子们渴求更多陪伴和能量，多数由精疲力尽的母亲们承担，同时女性还要安慰不再能完全承担起家庭责任的男性。蓝领婚姻在以一个很高的速率解体。那些拥有长期婚姻的人，往往都在特权和专业领域。这些人可以把家庭和个人生活外包给佣人、保姆、托儿所、课后辅导、夏令营等等。
独居对很多人充满吸引力，因为对关系的要求和期望都已发生变化，人们疲于应对。独居成为增长最快的家庭模式。
许多男性被家庭工资抛弃之后，在右翼反女权政治和原教旨主义天主教那里找到了避难所。他们支持通过反避孕和反堕胎来剥夺女性独立性，也反对同工同酬原则，甚至拒绝援助被强奸和虐待的女性。其他男性想通过枪支夺回男性霸权。更多的则是在色情片中寻找安慰。
另一方面，很多人也认可我们需要扩张公共服务来支持家庭，包括学校、食品券、学校午餐、甚至日托和全民医疗。
我讨论的三本书都证明了美国个人生活存在结构性转变，但是都对真正的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现实是资本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将体面的工作外包、削减工资、拒绝对家庭给予支持并且消灭了美国家庭。这场灾难中，独居看起来是更好的选择。情感生活被外包或被忽视，家庭解体。
右翼意识形态契合了那些感觉到家庭生活被掠夺的美国人的心理。尽管在很多方面拒绝对家庭福利进行经济援助，但唯有右翼明确支持以工作来支撑家庭。左翼忽视了美国家庭的不幸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我们站在个人生活之外太久。资本主义同个人生活已经紧密相连。我讨论的三本著作都涉及了个人生活的改变，这个话题长时间被左翼忽视。如果我们想要获胜，我们必须弄清资本主义的掠夺同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
